【作者的话】

对王永红先生的喜爱与敬重，是一种没有经过论证的直觉。

       三十多年年里，去五峰无数次，每一次都要在“三碗不过岗”坐一坐。王先生和一批道友，还有蜂蜜酒，让岁月这样流逝，让情谊这样沉淀，血脉亲情便开始在心田生根发芽，铺张漫延，直到像一座大山一样，矗立于心。

大半生以来，他一直在安静地写，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守着他的偏安一偶，饱含真情地写，饱含热泪地写，饱含赤诚的地写。在我眼里，稿纸成了他的大地，文字成了他的风景，笔尖划开的，是他和这片大地如同高山河流一样厚得的血脉亲情。

他沉静、稳着、隐忍，从不张扬，将他的天赋、才华与灵气，全部藏进他的文字里。他的文字极其干净，干净到几乎透明。没有形容词的堆砌，没有情绪的铺张，一个句子就是一个动作，一个段落就是一段往事。他写母亲去世：“妈妈睡着了。”四个字。他写父亲磕头：“膝盖都磕破了。”五个字。他写小妹夭折：“小妹已没有了气息。”七个字。他的叙事有一种近乎冷酷的克制，把所有情感压缩在最简短的陈述里，不释放，不宣泄，让你自己在那些空白处填上自己的眼泪。

这种写法，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是他的生性使然。和他的父辈一样，他何尝不是一个在苦难中长大的人。他从小就学会了把一切咽回去，不叫疼，不喊冷，只是继续往前走。他的文字就是他的走路姿势，一步一个坑，不飘，不虚，不演，扎实。

评论界爱给作品贴上“苦难书写”“乡土叙事”“底层关怀”之类的标签。这些定义放在王永红的作品身上都对，但都轻了。他写的不仅是“苦难”，而是他自己和他的土地的骨头。他不是在“关怀”底层，而是他就在底层，而且从来没有离开过底层。

他写父亲，写继母，写放排人，写那些被时代碾过又被时间遗忘的人。他不是在替他们说话，而是他就是他们中的一个。所以，他的文字与这片大地没有距离。他更没没有那种写作者居高临下的悲悯。他只是把自己端出来，干干净净的，像一碗澄澈的水，看得见底，也看见了他，更看得见这方水土的真情与赤诚。

所以，对他的热爱与喜欢，不需要论证，即便他的长相，与我外公是如如相像。即便三十年的忘年交，让我一想到他，就会油然而生敬意。即便读着的每一本书，从《绝景》到《子虚村纪事》，从《享受父爱》到《抱朴斋文选》，每次都会眼含热泪。但我一直没告诉过他：他的文字，与他的大地一样，会永远成为时间的雕像。

渔洋关的那壶蜂蜜酒，一直在心魂里甜醉着。王永红用了八十多年的生命，将他的文字酿成了一壶干净而厚重的酒。这壶酒，永远会让我们沉醉。

植根大地的深情书写

在湖北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的群山深处，一条在地图上找不到名字的“小河”安静地流淌。河边的赶子坪，住着一位老人。他个子不高，身形敦实，笑起来温润而亲切。他叫王永红，笔名尹弘，是一位地地道道、写了一辈子的作家。

第一次见到王永红，感觉他就像极了那些在山间地头劳作了一辈子的农民。他眼神沉静，言语简朴。事实上，他确实当过农民，干过所有农活：耕田、锄草、割稻、采茶、背柴。他也确实当过工人，放过木排，修过公路。后来，他成了文化馆的干部，成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了20多部文学专著，累计超过300万字。

无论身份如何变换，他始终没有离开过他的土地。他住在小河边，写的是小河两岸的人与事。他行走在山山岭岭间，记的是土家汉子的悲欢与歌哭。他的文字，和他的人一样，有着一种罕见的“定力”，不被潮流裹挟，不被名利诱惑，只是静静地、诚实地、一字一句地，把他脚下的那片土的精魂呈现在读者面前。

他的性格与秉赋，特别像他的父亲。在他的长篇小说《享受父爱》中，父亲曾明俊就是这样一个沉默如山的人。他不善言辞，却用一生的汗水与血泪，为儿子撑起了一片天。王永红说：“父亲是一座山。山崩了，我还有靠山吗？”这句话，既是写他的生身父亲，也是写他的精神故土，那一片生他养他的鄂西大山。

王永红为人为文，至少有“五实”。他朴实，是他人格与文风的底色，不事雕琢，回归本真。他扎实，是他生活积累与创作态度的写照，脚踏实地，厚积薄发。他厚实，是他作品的思想容量与历史深度，以小见大，承载时代。他真实，是他情感表达的生命线，坦诚相见，不掩不饰。他诚实，是他为人为文的道德律令，坦荡无私，不愧不怍。

王永红的“五实”，既是作为作家的精神品格，也是他全部作品的审美品格。

一、朴实：洗尽铅华的赤诚书写

王永红的语言不追求华丽，不玩弄技巧，不故作高深。他像一个老农在菜园里摘菜，随手摘下，随手放进篮子里，鲜灵灵的，带着泥土和露水。而最让人惊叹的，是他语言的“干净洗练”。

1.语言的朴素之美

王永红的句子，短促、有力、直接。他很少用形容词，更不用成语堆砌。主语、谓语、宾语，简单排列，像田垄一样清晰。

       在《山水笔记·纸浆潭》中，他详细记述了洞河纸厂造纸的全过程：“造纸工艺流程比较简单。每家纸厂都必须先挖几个水池，根据地形，水池有大有小，水池挖好了，就把造纸的原材料放进去（竹子要锯短捶破），放一层材料撒一层石灰，将水池铺满，水要淹住原材料。根据需要泡十天半个月，甚至更长时间。”

这段文字没有任何修饰，全是动作和物件的排列：挖、放、铺、淹、泡，五个动词，把整道工序交代得清清楚楚。没有“首先”“然后”“接着”之类的连接词，没有“我们可以看到”“值得注意的是”之类的主体介入。王永红把自己隐去，让事物自己说话。这种语言，像山间的石头一样朴素，但一块一块垒起来，就是一座坚实的大厦。

再看他写《越老越念童稚趣》中钓鱼的细节：“我看到了婆婆刮洋芋的铁皮洋芋刮子就有了主意。我找来剪刀，把洋芋刮子剪下细细的一条，插在门缝别成钩。我又去屋旁边折了一根线麻物子，剥皮撕成线状，搓成细细的绳子，再系上鱼钩。又找来一根细竹竿子，把线麻绳子系在竹竿巅上，又去屋前的田里挖了几条蚯蚓，就下河钓鱼去了。”

一个几岁的孩子，为了钓几条鱼，如何就地取材、自力更生，写得活灵活现。注意他的句式：找、剪、插、折、剥、撕、搓、系、挖，一连串单音节动词，一个接一个，像孩子的脚步一样急促而有力。语言是孩子的视角，孩子的节奏，没有任何成人的“文学腔”。这种干净简练，其实是一种高级的文学自觉，他知道，对于这些来自土地的故事，最好的讲述方式，就是让它们以最本真的面目出现，不加脂粉。

2.结构的质朴无华

王永红的作品结构，大多采用顺时序的线性叙事，不倒叙，不插叙，不制造阅读障碍。他把事情从头到尾讲一遍，像拉家常一样自然。这种结构的干净，同样是一种“减法”，去掉所有技巧的表演，让故事本身的脉络说话。

《大哥》一文，主题是兄弟姐妹称他为“您”这一细节。文章从兄弟姐妹对他的称呼写起，写到大家族中他是老大，写到朋友们也叫他大哥，写到他对“大哥”这个身份的理解与珍惜。层层递进，环环相扣，不枝不蔓。最后一段：“我要争做一个好大哥，争取做一个最好的大哥！”朴实得像一句誓言，却让人心头一热。全文不足千字，没有一个闲笔。

《幽默一点》写夫妻吵架后如何和解，全文不足五百字。妻子让他“走”，他真的走了，几天后又回来了。妻子冷着脸说“地球又没停止转动，你回来干什么”，他笑嘻嘻回应：“这几天，我的喷嚏打得山响，一个接一个地打，没间断过，我心里就想，这准是堂客在想我，在念我啊！”没有大道理，没有深刻剖析，就这么一个生活中的小片段，把夫妻相处的智慧写得温情脉脉。五百字，一个完整的故事，一个鲜活的人物，一个温暖的道理，干净得像一首绝句。

3.细节的精准捕捉

王永红对细节有着惊人的敏感。他笔下那些看似随意的细节，往往是最动人的部分。而且，他的细节描写极其简练，三两句就勾勒出一个场景、一种氛围，绝不铺陈。

《享受父爱》中有一个细节，我读一次哭一次。父亲给夭折的小妹做了一件新花棉袄，在小妹“五七”祭日去坟前焚烧。小说中这样写道：“父亲连忙拿起花棉袄，对母亲说：‘今日是我们女儿‘五七’祭日。我给女儿也做了一件新棉袄，我们去把它烧了，给女儿寄过去，让女儿在那边也穿上新棉袄好过冬！’说完，父亲扶着母亲，牵着我一起去屋外墙边，焚烧了小妹的新花棉袄。”

小说没有描写父亲的表情，没有写他如何流泪，也没有写火光如何映照他沧桑的脸，只写了一个细节，烧一件小棉袄，一句话，“让女儿在那边也穿上新棉袄好过冬”。七个字，写尽了一个父亲的全部思念与愧疚。这种“留白”的写法，比浓墨重彩的渲染都更有力量。

散文《亲亲清水湾》中，写母亲临终前的场景：“母亲吃力地说：‘奎生，快去喊你爹！’我慌忙跑出门，奔向父亲帮忙的那户人家，大哭着高喊道：‘爹！爹！’父亲听到我的哭喊，跑出来，急急的问：‘什么事？怎么啦！’我哭着说：‘妈嘴巴里流血啦！不住地流啊！’”

全程都是孩子的视角与语言。没有形容母亲的脸多么苍白，没有渲染屋子里多么悲伤，只是“嘴巴里流血啦”一句童言，就把一个孩子面对母亲濒死的无助与恐惧，写得让人心碎。七个字，一个场景，一辈子都忘不了。这种干净简练，是因为情感已经溢满，任何修饰都是多余。

王永红的朴实，是一种“大巧若拙”。他深知，最好的文字不是让读者看到作者有多聪明，而是让读者看到生活本身的样子。而他“极其干净简练”的语言，正是这种文学观的极致体现，砍掉所有多余的枝叶，只留下最硬的骨头、最真的血肉。

二、扎实：以脚丈量土地的创作姿态

“扎实”二字，体现在王永红身上，既是他扎根泥土的生活实践，也是他作为文化工作者的田野硬功，更是他作为作家的写作态度。他的大半生，都在用脚丈量那片土地，用手触摸那片土的气息，用心记录那片土孕育的故事。而他的文字，也像他的脚步一样，一步一个脚印，稳稳地落在地上，干净、准确、实在。

1.从泥土里长出来的经验

王永红高中毕业后回到农村，当了两年多真正的农民。他不是“体验生活”，他“就是生活”。在《农活初学成》一文中，他详细记录了自己学耕田的窘境：“第一次耕田，一开始就把我难住了，大黄牛不听我的话，不让我给它套轭头。我连续套了几次，那黄牛乱蹶乱弹，把头上两只尺把长的牛角对着我，我吓懵了。有一个年龄比我还小的人笑话我：‘牛都套不上，真笨！怕牛，还耕什么田哪？’”

这段经历，如果没有亲手被牛角吓过，没有真正在田里摔过跤，是写不出来的。注意他的叙述方式：“乱蹶乱弹”“牛角对着我”“我吓懵了”，三个短语，一句比一句短，节奏越来越紧，把那一刻的紧张与恐惧传达得精准无比。后来父亲手把手教会了他。他不仅学会了，还成了行家里手。这种“从不会到会”的过程，就是最扎实的生命经验。

他写锄草被评低工分：“那一天，我同四位女社员在一块平田里锄草，一下田就比上赛了，每人两拢，看谁锄得快、锄得好，你追我赶，争先恐后，我们几乎同时锄到田头。……收工了，就在一起评工分。……有一个邓姓社员当即反对，‘那不行！不能坏了老规矩，他是学手子，只能评五分！’”

同工不同酬的委屈，被写得波澜不惊，却让人感同身受。“不能坏了老规矩”六个字，轻飘飘的，却像一块石头压在心头。这种扎实体现在：他不是坐在书斋里“构思”故事，他本身就是故事。他写的是自己的血汗与泪水，自然比任何二手材料都更有分量。

2.田野调查的苦功夫

王永红在文化馆工作期间，承担了民间文学三大集成的编辑任务。这不是坐在办公室里能完成的。他必须上山下乡，走村串户，去找那些藏在深山里的故事家和歌谣手。

在《故事家的“上书欲”》中，他写自己去珍珠山采访刘德培的经历：“风吼雪飘，天寒地冻，公路封路了，车辆停运了，我们只好步行。我们踏着冰雪，迎着寒风上路了。县城到刘德培家有二十多里路，寒风还在刮，大雪还在下，行走很艰难，去时大多是上坡，雪深路滑，我们一次次跌倒，一次次拥抱、亲吻路上的冰雪，跌倒了爬起来，爬起来了又跌倒，头发、眉毛上都是雪花，而身上却感觉有汗沁出。”

这不是文学夸张，这是纪实。看他的句子：四个字一组，四个字一组，“风吼雪飘”“天寒地冻”“公路封路”“车辆停运”，像短促的呼吸，像冻僵的脚步。二十多里雪路，跌倒又爬起，只是为了去听一个老人讲故事。这种扎实，是一种近乎笨拙的执着。但也正是这种扎实，让他从刘德培那里记录了大量故事、民歌、谚语和谜语等。

更可贵的是，刘德培后来成了王永红家的常客。王永红管吃管住，刘德培则把自己肚里的“存货”一首一首、一则一则地抄给他。在《笑声智语今犹在》中他写道：“上十年里，他的故事除512则由王作栋收录，我再转录外，他把其他各类民间文艺、民俗资料全部都抄了给我，计有民歌、民谣两千多首，谚语、俗语、歇后语两千多条，谜语一千多个，还有大量的其它民间文艺、民俗资料，不下百万字。”

这种扎实，已经不是个人创作层面的勤奋，而是一种文化抢救的使命感。

3.写作态度的精益求精

王永红写小说，也不是一挥而就。他反复修改，反复打磨，有时一个短篇小说要磨很多年。

《水猫子》的写作过程最能说明问题。这个短篇小说从1991年动笔，到1992年在《长江文艺》发表，前后改了七八遍。知名作家李传锋给他写信，建议他“不要急于发表，多磨一磨”“争取上选刊”。王永红虚心接受了意见，反复修改。虽然最终因为种种原因还是急于出手了，但他一直没有放弃这个作品，后来又改成中篇小说，在《草原》发表，并获得了年度文学奖。

更令人感慨的是《翁婿之间》的经历。1982年他在小说培训班上写了这篇稿子，因为胆小没敢当面请教老师。回家后寄给编辑吴芸祯，吴老师回了五页长信，充分肯定并给出了具体修改意见。他改了一稿寄去，吴老师又回信说“题材过时了”，建议投其它刊物。转投《芳草》，过了两审，终审被刷。王永红在《抓住机遇莫放手》中反思：“试想：我当初在培训班上，把稿子交上去，当面请教老师，在培训班上认真修改，反复请教，说不定这篇小说就登上了《长江文艺》。可是，世上没有后悔药，机会错过了，就失去了。”

这种“差一口气”的遗憾，恰恰体现了他对创作的认真。他不是随便写写就完了，他是在用匠人的态度对待每一个字。这种扎实，让他的作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王永红的扎实，是一种“笨功夫”。他不走捷径，不投机取巧，而是老老实实地体验生活、搜集素材、打磨作品。这种“笨”，在浮躁的时代里，反而成了一种珍贵的品质。而他的文字，也像他的人生一样，每一个字都踩在实地上，不飘不浮，干净有力。

三、厚实：小河流水映照时代风云

“厚实”二字，是王永红作品的思想深度与历史容量的总结。他写的是小地方、小人物、小事件，但这些“小”的背后，是一片土地的呼吸、一众人民的命运。就像那条无名的小河，虽然在地图上找不到，但它的水流，最终汇入了长江、奔向了大海。而他用极其干净简练的文字，承载了这些厚重的历史内容。

1.个人史即民族史

《享受父爱》是王永红最厚重的作品，也是一部家族史诗。小说以“我”（奎生）的视角，讲述了父亲曾明俊苦难而坚韧的一生。但父亲的命运，始终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

第一章“妹之殇”，写1943年冬日本鬼子轰炸汉洋关。父亲从汉洋关死里逃生，带回的是“日本鬼子把汉洋关毁了！房子烧光了！人杀光了！东西抢光了！”的噩耗。四句话，四个“了”字，把一场浩劫压缩成十四个字。没有描写火光，没有描写尸体，没有描写哭声，但读者已经看到了全部。紧接着，小妹在飞机轰炸中被母亲捂住嘴窒息而死。一个幼小的生命，在民族危亡的瞬间消失了。母亲“使劲按住小妹的头，我看见血水从小妹咬住的母亲奶头下涌了出来”。一个细节，两句白描，写出了一个母亲撕心裂肺的抉择。这不是一个家庭的悲剧，这是一个民族的伤疤。

第二章“母之殁”，写母亲因病去世。母亲死后，父亲带着两岁的“我”艰难求生。父亲给八大金刚磕头，一路磕到坟地，“膝盖都磕破了，每磕一次，路上都要留下父亲的斑斑血迹”。十个字，一个画面，写出了一个底层农民的尊严与无奈。“磕膝包上埋父母”。当地风俗，孝子要给抬丧人磕头。父亲替年幼的儿子磕，磕破了膝盖，磕出了一路血迹。这种写法，比任何抒情都更有力量。

第三章“父之难”，写父亲因不识字被地主史卜仁讹诈。借一块银元，被逼还十块。“我这是吃了不识字的亏！这也逼迫我懂得了一个道理，不识字不行！我就是讨米要饭，也要让我伢子多读几句书，多识几个字！”三句话，三层递进：吃亏、觉悟、誓言。这是父亲一生的觉醒，也是千千万万农民在苦难中悟出的真理。没有一句空话，字字溅血。

从抗日战争的烽火，到解放后的土改；从三年自然灾害的饥荒，到十年浩劫的动荡；从改革开放的春风，到新时代的复兴；父亲的一生，就是一部浓缩的二十世纪中国农村史。王永红用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命运，折射出了一个民族百年来的沧桑巨变。而他的语言，始终保持着那种惊人的简洁。越是重大的历史时刻，他越是克制，越是简短，让事件本身的力量说话。

2.一个行业的挽歌

《小河几多放排人》是一篇关于放排行业的散文。放排，是把木材扎成木排，顺河流运出大山的古老职业。王永红详细描写了放排的艰辛与危险：扎排、撑排、在急流险滩中搏命。放排人赤身裸体，一年到头泡在水里，冬天手脚冻裂，夏天烈日暴晒。

他写放排的盛况：“小河里几块排几乎连在一起了，大水浩荡，汹涌奔腾，木排顺流而下，木排上的放排人个个赤身裸体，一丝不挂，人人英姿焕发，奋勇向前。”但盛况背后，是“木排撞到石头上，轻则木排散架，重则人员伤亡”的残酷现实。一句写壮美，一句写残酷，两相对照，放排人的命运不言自明。

随着时代发展，水运被公路运输取代，放排行业逐渐消失。王永红用文字为这个行业留下了最后的影像：“放排这个行业早已消失，并将永远消失。小河放排人，十有八九已经作古，但许多人的音容笑貌及其故事还被当地人讲着。”“早已消失”“永远消失”“十有八九作古”，三组短句，像三声钟响，为一个时代送别。

这篇散文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记录了一种技艺、一个行业，更在于它呈现了一个时代的变迁。当公路修进大山，当汽车取代木排，一个古老的生产方式退出了历史舞台。王永红的书写，让那些消失在历史烟尘中的放排人，重新获得了被看见的机会。

3.一个地方的变迁史

《小河十潭》是王永红散文集《山水笔记》中的核心篇章。他以家乡小河上的十个水潭为坐标，写了十个地方的风景、人物与故事。每个潭都不一样，但每个潭都承载着一段历史。

《纸浆潭》写的是传统造纸业的兴衰。洞河两岸曾有四家纸厂，生产粗纸和斗方纸。纸浆排入潭中，潭因此得名。后来机械造纸取代手工造纸，纸厂倒闭，纸浆潭恢复了清澈。一个潭的变迁，折射的是整个手工业时代的终结。

《桥潭》写的是桥的故事。桥潭原来有桥，被洪水冲毁后近百年没有桥。直到1987年才重新建起石拱桥。后来建大坝，石拱桥又被拆除。桥没了，潭也没了，变成了水库。王永红写道：“我站在大坝上，心里不是滋味。桥潭的桥没了，桥潭的潭也没了，只剩下一个名字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三个“没了”，层层递进，从桥到潭到名字，最后只剩下记忆。而记忆，也会随着人的老去而消失。所以他写下来，让文字成为最后的记忆。

《棺材石潭》写的是生态的变迁。这个潭曾经出产大量娃娃鱼，大的几十斤重。后来因为炸鱼、毒鱼、电鱼，娃娃鱼灭绝了。王永红写道：“棺材石潭里的团鱼，娃娃鱼被人消灭了，但棺材石潭还在为人类作贡献。”这句话里有庆幸，更有痛惜。他没有站在道德高地上指责，只是平静地记录：曾经的宝库，如今只剩空潭。

《鱼母洞》则写了生态的恢复。经过河长制的实施和渔业法的落实，小河又有了鱼。王永红写道：“我在小河岸边漫步，在鱼母洞旁驻足。看见一群一群的鱼儿在水里遨游，嬉戏，活蹦乱跳，水花荡漾，银光闪闪，自由自在，游去游来。”“遨游”“嬉戏”“活蹦乱跳”“水花荡漾”“银光闪闪”“自由自在”“游去游来”，七个四字短语，短促、轻快，像鱼群的游动节奏，写尽了生命的欢欣。从灭绝到重生，鱼母洞的故事，是一部微型的生态史。

这些潭，每一个都有名字，每一个都有来历，每一个都有故事。王永红把它们一一写下来，等于为这条无名的小河立了一座文字纪念碑。日后若有人想了解鄂西乡村几十年的变迁，这些文字就是最好的史料。

4.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

王永红的厚实，还体现在他对集体记忆的珍视。《诗意炉子坪》记录了1976年川汉天然气管道公路建设的历史。两千民兵，在高山深谷中奋战两年，开山炸石，修筑公路。向述荣烈士为救战友牺牲，许楚安指挥长带头写诗鼓舞士气。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也是一段被遗忘的历史。王永红用文字把它重新打捞出来，让后人知道：在这片土地上，曾经有一群人，用青春和热血铺就了一条路。

《那年雪真大》写1968年那场罕见的大雪。雪大到什么程度？“道场里积雪厚厚的，一脚踩下去，有两三尺深的雪坑。屋檐下垂吊的凌勾子长的有两三尺长，茶缸子那么粗。”他写大雪中冰柱折断砸断村民腿骨，写电线杆被压折广播全哑，写自己堆的雪人个把月没化。这些细节，是一个时代的自然记忆。随着气候变暖，那样的雪再也看不到了。王永红的记录，因此有了文献价值。

王永红的厚实，是一种“小中见大”的功夫。他不刻意追求宏大叙事，但当他老老实实地把那些小人物、小地方、小事件写出来时，时代的面貌、历史的脉络、民族的命运，就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了。而他的文字，让这些厚重的历史内容有了最恰当的承载，读者可以在那些留白处，填入自己的想象与思考。

四、真实：不饰不掩的生命在场

“真实”二字，是王永红作品最动人的品质。他不回避苦难，不粉饰人性，不美化记忆。他把生命中那些美好的、痛苦的、光明的、阴暗的、温暖的、寒冷的一切，都坦诚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种真实，让他的文字拥有了直抵人心的力量。

1.苦难的真实：不避疼痛

王永红的童年是苦难的。两岁丧母，小妹夭折，继母虐待。但在他的笔下，苦难没有被渲染成悲剧，而是被如实记录。

《享受父爱》中写继母的虐待：“拳头、巴掌、鞭子、棍子成了我的家常便饭。幺姨打我，那才真叫下得手，狠得心哪！打破了吹火筒，打折了扒火耙还不住手。她不见伤不住手，我不求饶不住手，她不累倒不住手。”

没有控诉，没有怨恨，只是平实地写出当时的情景。“打破了吹火筒，打折了扒火耙”，两件农具，一个“破”一个“折”，写尽了打人的凶狠。“不见伤不住手，不求饶不住手，不累倒不住手”，三个“不住手”，排山倒海，把孩子的恐惧与绝望推到了顶点。但这种平实，比任何控诉都更有力量。因为读者能感受到，一个几岁的孩子，是如何在拳脚棍棒下瑟瑟发抖的。

他写赤脚割草：“我打着赤脚上山割草，打着赤脚上山放羊。冰天雪地，天寒地冻，我还得上山割草、砍树枝，背回来羊子吃。我脚上尽是大口子、小口子，荆棘划破的口子，冰雪冻伤的口子，山上、路上留下了我多少血印呀！”

赤脚在冰天雪地中行走，脚上全是裂口和血印。这不是文学想象，而是真实经历。注意“大口子、小口子”后面的排比：“荆棘划破的口子，冰雪冻伤的口子”。两个“口子”，两种伤害，简洁得像病历，却比任何描写都更让人心疼。

最让人心碎的是他给母亲“寄信”的情节。他被继母打骂后逃到外公家，对外公说：“我是来给妈妈寄信去的，我要把信给妈妈寄去。”外公问他信上写的什么，他说：“‘妈妈，快回来救救我吧！’”一个几岁的孩子，在走投无路时，唯一能想到的求助对象，是已经去世的母亲。七字短信，一字一泪。他把信烧在母亲坟前，两句话，两个“妈妈”，一声比一声急，一声比一声绝望。

这种苦难的真实书写，是对生命真相的尊重。它让我们看到，在那个年代，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是如何在夹缝中艰难求生的。

2.情感的真实：不掩悲欢

王永红写情感，从不做作。他写对母亲的思念，是直白的、浓烈的、不加节制的。在《亲亲清水湾》中，他写母亲死后回到八峰山的家：“八峰山的家不像个家了。我看到妈妈生下我的那张床，奶我长大的那张床，又病倒躺着的那张床，睡着了远行的那张床，我泪如泉涌，痛不欲生。”

一张床，四个功能：生他的床，奶他的床，病倒的床，死去的床。一个“床”字，写尽了一个孩子对母亲的全部记忆。四句话，四个“床”，排比递进，从生到死，从希望到绝望。这种写法，没有技巧，只有真情。

他写父亲的爱，也是如此。父亲为了给他筹学费去背河沙：“从曾家河到杜鹃山，一背又一背，一天又一天。每每天天，从太阳升背到太阳落，有时天不亮就开始背，天黑了好久才收工，经常是送走了星星、月亮迎太阳，送走了太阳又迎来了星星、月亮。”

父亲背的是沙，也是儿子的未来。王永红不抒情，只是罗列：“一背又一背，一天又一天”，两个叠词，像背沙的节奏，沉重而重复；“送走了星星、月亮迎太阳，送走了太阳又迎来了星星、月亮”，两句话，用“送走”和“迎来”的循环，写出了一个父亲日复一日的辛劳。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父亲佝偻的背影和挥洒的汗水。读到这里，没有人不为之动容。

他写与艾珍珍的爱情悲剧，也写得克制而深情。因为双方父母的反对，两人被迫分手。分别时，艾珍珍说：“我给你又做了一双布鞋，现在交给你，你把它收好。这恐怕是我最后给你做的一双鞋子了。”王永红写道：“我双手接过那双布鞋，捧在胸前，眼泪一滴一滴落在布鞋上。”

布鞋是山里姑娘表达爱情的信物。艾珍珍给王永红做了鞋，就是把自己的一生许给了他。但命运弄人，他们最终没能在一起。那双布鞋，成了爱情最后的物证。“眼泪一滴一滴落在布鞋上”，一个细节，十个字，写尽了所有的遗憾与不舍。

3.人性的真实：不避复杂

王永红写人物，从不简单化、脸谱化。他笔下的人物，有善有恶，有光有暗，有美有丑，就像生活中真实的人一样。

他写继母幺姨，一方面写她如何虐待自己，另一方面也写了她的不得已。父亲与幺姨的结合，本就是双方父母包办的婚姻，没有感情基础。幺姨嫁过来后，丈夫心里只有前妻的儿子，自己像个外人。在《享受父爱》中，父亲长期在外打工，幺姨独守空房，心里的怨气无处发泄，只能撒在孩子身上。

王永红没有把幺姨写成一个纯粹的恶人。在小说结尾，五十年后他跪在幺姨面前喊了一声“幺姨”，两人相拥而泣，恩怨尽释。父亲也说：“过去我做错了，伤害了你，对不起你呀！”这种和解，不是廉价的宽容，而是对复杂人性的理解。王永红让我们看到，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每个人都是受害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无奈。

他写项书记，也是一个复杂的形象。项书记曾经卡住他的大学推荐名额，让他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但父亲病重时，却让他买礼物去看望病中的项书记。父亲说：“项书记是有错，可他已经认了错呀！他病了，我们怎么就不同情人家呢？我们总不能把人世间的怨恨都带到土里去吧！”

这段话，体现了父亲（也是王永红）的胸襟。他不记仇，不睚眦必报，而是选择宽容与和解。这种对人性的复杂理解，让他的作品超越了简单的道德评判，有了更深的人文关怀。

4.细节的真实：不凭空虚构

王永红的真实，还体现在他对细节的忠实记录上。他写什么，都是亲眼见过、亲耳听过、亲身经历过的。

在《冬天的味道》中，他写冬晨起床生炉子：“昨晚就已经准备好了今天所需的柴禾。打开火炉门，放几块劈柴，在上面滴了点儿酒精，点燃酒精，引燃柴禾，炉子里的火就熊熊燃烧起来。”这是只有每天自己生火的人才能写出的细节。

他写散步看见冬泳的人：“身后忽然驰来一溜儿小汽车，停在潭边公路上，一个个打开车门走出车来，径直朝錾磨石潭走去。他们在潭边大堤上停下来，脱掉衣服，扑入潭中，龙腾虎跃，劈波斩浪。”“驰来”“停下”“走出”“走去”“停下来”“脱掉”“扑入”，七个动词，一个接一个，把一群冬泳者的行动过程压缩在四句话里，干净得像电影分镜。

他写妻子给他泡茶：“老伴已经为我准备好了美味佳肴，热汽腾腾，香气扑面。”“热气腾腾”“香气扑面”，八个字，写出了一个家的温暖。

这些细节，没有一个是编造的。它们是生活的馈赠，是岁月沉淀下来的珍珠。王永红把它们一一拾起，串成文字，让读者看到了一个真实可感的世界。

王永红的真实，是一种“不隔”的境界。他不躲在文字后面，不戴面具，不耍花招。他把自己、把生活、把人性，原原本本地端出来。而他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束光，直直地照进生活的暗处，让人无处可逃，只能直面。

五、诚实：坦荡无私的文化人格

“诚实”二字，是王永红为人为文的基石。他对自己诚实，不夸大成绩，不回避失败；对他人诚实，不掠人之美，不负人之托；对历史诚实，不篡改，不粉饰，不遗忘。这种诚实，让他在充满虚饰的时代里，保持了难得的清醒与尊严。而他的文字，也因为这种诚实，始终保持着一种洁净感，不说假话，不写空话，不注水，不凑数。

1.对己诚实：不讳言失败

王永红在文章中，多次坦承自己的失败与遗憾。这种坦诚，在作家中并不常见，大多数人更愿意展示成功，掩饰失败。

在《抓住机遇莫放手》中，他写《翁婿之间》的教训，没有把责任推给编辑或时代，而是归因于自己的胆怯与犹豫。这种自我解剖，需要勇气。他写《水猫子》的遗憾：“我辜负了李传锋同志要求我改好了上选刊的希望。”他没有因为这篇小说后来获了奖就忘了当初的遗憾，而是诚实地承认：如果当初多磨一磨，也许可以更好。在《痴心不改 笔耕不止》中，他总结自己的一生：“我为我热爱的事业努力过、奋斗过、拼搏过，即使无所成就，我也将终身无悔。”这话里有不甘，但更多的是坦然。他接受了自己的局限，却不放弃继续努力。

2.对人诚实：不掠人之美

王永红在文章中，多次提到别人对自己的帮助，从不把功劳归于自己。

他写对口词《枪和笔》的创作：“这一切，都应归功于老一代群众文化干部高家尧、杨重铭两位老师。是他们在汇演前把我接到文化站，给我想点子，定题目，讲方法。我就按他们的意思写作了。写完之后，他们提出具体修改意见，让我再修改，改了再交给他们。他们又亲手作了修改后，再投入排练。得奖的是我，他们是无名英雄。”

在这个“知识产权”意识日益强烈的时代，很少有人会如此坦率地承认：自己的获奖作品，背后有别人的心血。但王永红不贪天之功，他诚实地记录了每一个帮助过他的人。

在《师恩铭》中，他详细列出了每一位老师的名字与贡献。从小学的许子厚、周成，到中学的向昌科，到文化馆的高家尧、王作栋，到省里的李传锋、吴芸真、郑建荣。每一个人，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写得明明白白。这不是客套，这是一种文化人格：他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知道自己的每一步成长，都有贵人的扶持。

       在《亦师亦友良师益友》中，他写王作栋对自己的帮助：“他审阅之后，几乎对每则故事都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让我住在他家里，反复修改后交给他。”写出了王作栋的倾囊相授；而王永红的如实记录，则体现了他对这份恩情的珍视。

3.对事诚实：不敷衍塞责

王永红做任何事情，都认真负责，不推诿，不敷衍。

在编辑《五峰民间故事》和《刘德培研究》时，他付出了巨大心血。但在《编辑〈民间故事〉〈刘德培研究〉后记的后记》中，他却因为书稿被删减而向领导和读者诚恳致歉：“这本书出版时成了这么一个样子，我怎么不心疼呢？我该怎么面对那些为之付出心血的业余和专业的文化界同仁呢？我又怎么好向省、市编委会及省民间文艺家协会解释呢？”

这本书的编辑，不是他的个人创作，而是全县民间文学工作者多年的心血。书稿被删减，他比谁都痛心。但他没有抱怨，只是诚实地说明情况，并把遗憾写下来。这种诚实，是一种责任感的体现。他觉得自己辜负了那些提供故事的人，辜负了那些一起工作的同仁。

在《写在一份先进典型材料前面的话》中，自己写先进典型材料后被同事讥讽，“王永红真会拍马屁！”“王永红就是想挣点稿费！”但没有反击，只是说：“写！但愿再没人说王永红是为了挣那几块钱的稿费去写的话儿了！”这种诚实，是一种清者自清的坦荡。

4.对历史诚实：不遗忘不粉饰

王永红的诚实，最可贵地体现在他对历史的书写上。他不回避那些不光彩的往事，不粉饰那些痛苦的记忆。

在《享受父爱》中，他写了那“十年”对舅爷的迫害。舅爷被划成右派，被挂上粪桶批斗，被逼背腰磨游街。他写这些，不是为了控诉，而是为了记住。王永红说，那段历史不应该被忘记。

在《錾磨石潭》中，他写了那“十年”期间两位村民被逼自杀的悲剧。肖家幺老因为洗了一面被风吹落的红旗被批斗，向家大老因为当过几天没上任的保队副被整死。他写这些，平静而克制，但平静之下是深深的痛惜。他记录这些，是为了“留存一段历史，留下一段记忆”。      

在《鱼母洞》中，他写了小河生态被破坏的过程：“撒网、隔网、鱼笼子，大潭、小潭、长滩、短滩……炸弹，土炸弹、洋炸弹……电捕鱼器，高压电打鱼……最歹毒的莫过于用毒药闹鱼。”他没有因为要“正面宣传”就回避这些破坏行为，而是如实记录。因为只有如实记录，才能警示后人。

王永红的诚实，是一种“不欺”的品格。他不欺己，不欺人，不欺世，不欺史。在充满谎言与表演的时代，这种诚实，像山间的清泉一样珍贵。

王永红先生已经八十多岁了。他依然住在小河边的那栋老屋里。门前是潺潺流水，屋后是巍巍青山。他每天早起散步，然后坐在书桌前，继续写他的文章。他的文字，和他的人一样，朴实、扎实、厚实、真实、诚实。而贯穿这一切的，是他那“极其干净”的语言，每一个字都有它的位置，每一句话都有它的重量。他写了几十年，出了十几本书，发表了数百万字。但在我看来，他写的其实只有一样东西：那片土地上的生活与情感。

王永红是一个“有根”的作家。他的根，深扎在鄂西的泥土里。他不向往繁华，不追逐热闹，只是安安静静地待在自己的小河边，一字一句地写着。这种扎根，让他的文字有了根基，有了魂魄，有了力量。他的文字，像山间的泉水一样清澈，洗尽铅华，回归本真；像大山的岩石一样坚实，经得起时间的冲刷；像田野的庄稼一样朴素，却养育着生命；像母亲的怀抱一样温暖，抚慰着每一个受伤的灵魂。而最让人惊叹的，是那种“极其干净”的质地。

白云生处有人家。王永红就是那白云深处的人。他住在那里，写着那里，成为那里的一部分。王永红的创作，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可能：扎根故土，不追逐潮流，不迎合市场，只要老老实实地写自己熟悉的生活、热爱的人物、真实的感受，和生长的土地，就能写出有分量、有温度、有生命的作品。

他用大半生的实践证明：一个作家最可贵的品质，不是才华，而是诚实；最有效的技巧，不是创新，是扎实；最动人的风格，不是华丽，是朴实；而最高级的语言，不是繁复，是干净。

【作者简介】

杜鸿，作家、编剧、导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汉口学院数智写作与文学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湖北省文化创意产业协会副主席、华中国家数智叙事工作室创始及领衔人，著有长篇小说《石牌保卫战》《一个白痴统治的村庄》《黛瓦园》《血红小人》《琵琶弦上说》《大城小市》等10余部；中短篇小说及各类文集15部；主编有《后王小波时代：中国非主流小说/散文精选》；翻译有《肯尼迪大家族》。编导有电影《走进山楂树之恋》《宜昌保卫战》《谁杀潘巾莲》《山路十八湾》《桃花鱼》等20余部。获有国家纪录电影金奖、第七届中国宝石文学奖、湖北省第十二届屈原文艺奖、第二十三届中国金鸡百花奖提名奖、第四届温哥华华语电影节最佳编剧“红枫叶奖”、第二十三届法国维苏尔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马车奖”、巴黎语言学院奖等。

（责任编辑：胡振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