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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长篇新作《猴儿与少年》:万岁青春歌未老 百年鲐背忆开怀

王蒙长篇新作《猴儿与少年》:万岁青春歌未老 百年鲐背忆开怀

  • 发布时间:2021-09-27 12:47
  • 来源:文汇报
  • 作者:刘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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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长篇新作《猴儿与少年》:万岁青春歌未老 百年鲐背忆开怀

【概要描述】

  • 作者:刘勉
  • 来源:文汇报
  • 发布时间:2021-09-27 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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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蒙新作《猴儿与少年》中,一个几无任何新意的故事模子却被王蒙折腾得风生水起,兴味盎然。

1953年,年仅19岁的王蒙开始起笔自己长篇小说的处女作《青春万岁》时,他是那么激情四溢地在吟咏:

所有的日子都去吧,都去吧,

在生活中我快乐地向前,

多沉重的担子,我不会发软,

多严峻的战斗,我不会丢脸,

有一天,擦完了枪,擦完了机器,擦完了汗,

我想念你们,招呼你们,

并且怀着骄傲,注视你们。

68年过去了,已近鲐背之年的王蒙依然还是那般四溢激情地在放歌:

万岁青春歌未老

百年鲐背忆开怀

的确,他新近面世的长篇小说《猴儿与少年》总体上就呈现出这样一种风貌:往事并未如烟,青春依旧万岁,年迈仍然绚烂。

一不小心,他历经襁褓、孩提、髫年、龆年、总角、黄口、舞勺、舞象、弱冠……当真是琳琅满目,花样齐全,因为他老了,他在老着,继续不断。他在温习,他在怀疑,他问自己:这么复杂巧妙充盈奇特文雅高贵的一大套名词,难道都是真实的吗?难道不是国人大雅吃饱了撑的撒豆成兵的迷魂阵吗?他又反刍又背诵,五体投地。髫年垂发,龆年换牙,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六十知命耳顺,六十花甲,七十古稀……

这是《猴儿与少年》开场不久对作品主人公施炳炎年龄的一段描述。如此这般不惜笔墨任性铺陈,大概率地可以判断这就是出自王蒙的手笔,虽然他舞文落墨的辨识度极高,但同时又是一位极不安分地求新求变的“人民艺术家”。七年前,刚刚步入耄耋之年的王蒙创作的长篇小说《闷与狂》一经面世就有中国版的《追忆逝水年华》之誉;七年后,这部《猴儿与少年》又将上演一出什么样的“大变活人”呢?

《猴儿与少年》的故事倒不复杂,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不过只是讲述了一位年逾九旬的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施炳炎老者的人生往事。再稍具体一点也就是在1958年,青年施炳炎来到一个名叫北青山区镇罗营乡大核桃树峪村的地方,开始了各种不同的生活历练、体验和思考,在这个过程中,他结识了一位与猴子“三少爷”有着奇妙缘分的少年侯长友,并与之开始了数十年的交往……

看了以上这百余字的作品梗概,稍有点文学阅读履历者应该大体可以知道或想象引发故事的缘由及基本走向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几无任何新意的故事模子却被王蒙折腾得风生水起,兴味盎然。

作品中主人公施炳炎六十三年前开始的那段个体经历在某种意义上何尝又不是新中国七十年历史的某种折射。正是在那个时代的风云际会中,施炳炎才“有缘”“摊上事儿了”,才“进了一道道山,一道道水”,结识了大核桃树峪村的少年侯长友等人。然而在过往其他同类题材作品中出现的那些折磨,现在在施炳炎的记忆中却演变成了带有某种田园牧歌式的劳作以及与大核桃树峪村村民间的日常生活:学习背篓子、学习骑马、一顿臭鸡蛋的温暖、可亲的猴儿“三少爷”、同事老杜留下的一把鲜枣、在积肥等劳动中得到的关心和鼓舞……关于这段时光,老施那亦真亦幻、亦庄亦谐的有关“七个我”的自我总结颇有意味。当然,之所以会有如此效果,是因为这些终究出自王蒙之手笔;施炳炎的这段回忆很容易令人自然地联想起王蒙上世纪60年代初起在新疆的那十余年。关于那段经历,王蒙曾有过如下夫子自道:“不能简单地把我去新疆说成是被流放。去新疆是一件好事,是我自愿的,大大充实了我的生活经验、见闻,以及对中国、对汉民族、对内地和边疆的了解,使我有可能从内地—边疆、城市—农村、汉民族—兄弟民族的一系列比较中,学到、悟到一些东西。”而这些“学到、悟到”的东西体现在王蒙的笔下,尤其是愈往后,那种理解、宽容、体恤的调性就愈是浓厚,生命中曾遭遇的那些挫折、怅惘、不幸和痛苦仿佛都在岁月的流逝中渐渐得到了和解,而这种和解在这部《猴儿与少年》中的表现似乎更为突出一点。当然,这样一种和解又是建立在反思前提上的有区别与有尺度,只不过在不同的作品中,作家的侧重有所区别、有所差异而已。

另一方面,这样一种阅读效果的形成在我看来还与王蒙在这部长篇小说新作中所运用的叙事策略有关。《猴儿与少年》的叙事者就是那位已经年逾九旬的施老先生,而倾听者竟然“明目张胆”地设置成了作为小说家的王蒙,只不过在作品中,这位倾听者时而是王蒙、时而是“我”。更有意思的是,本应作为倾听者出现的王蒙或“我”在作品中的表现又不那么安分,他有时竟然会按捺不住自己只是倾听的身份而跨界成为作品中的另一叙事者。尽管我们很清楚,作品的叙事者说到底就是作家自身,但这样一种既是倾听者又是叙事者双重身份的设置,就使得《猴儿与少年》在形式上出现了两个叙事者的身影,他们之间时而重叠、时而游离,于是作品的叙事既可能是统一的,也可能呈现出某种对话性或曰复调。正是在这种叙事的对话性或复调中,一种奇特的艺术效果得以形成:本该令人唏嘘的人物命运竟然同时也夹杂着和解的混响。这大约就是所谓“有意味的形式”那“形式”的“意味”之所在吧。

本文开篇不久即提到王蒙的语言具有极高的辨识度。对此我还想补充的是,所谓王氏语言的辨识度绝不仅限于他那竭尽铺陈之能事这一点,其他诸如调侃、幽默、讥诮、华丽、俏皮、飘逸等等都是王氏语言库中的常用兵器,而且他不用则已,一旦使用起来则至少是数词连发,狂放时更是一场排山倒海式的语言狂潮。这些特点在这次《猴儿与少年》的创作中,老王可是过足了瘾,痛痛快快地“嗨”了一回,包括对“嘉年华狂欢节开幕派对666”这等时尚新词的玩耍。

面对《猴儿与少年》的问世,王蒙声称“当读者看到这小小的文字的时候”,对他而言,这些也就“都变成回忆了”,老王还准备“鼓捣着新的小说写作”。

那好吧,我们殷殷期待他新的小说“鼓捣”成功,更衷心祝福老爷子快乐开心、健康无疆!(作者潘凯雄为知名文艺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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