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石宝山》一书是范长敏先生的新作，还没有开卷就有一种亲切感，石宝山于我而言，曾是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存在，那里有我童年血脉亲情的最初体验。

 上世纪90年代初，我来宜昌求学时就听亲人们说，范先生是三峡日报传媒集团总编辑，从笋子沟儿村走出。同为家乡人，我其实有很多机会与之相识，但终究止于缘悭一面，直到我有幸得到先生这本书，识人先读其文。

 范先生是资深记者，新闻前辈，我等文学新人须仰视可见。全书分为六个章节，26万字，关于石宝山的历史传说、前世今生、山水人物、民俗风情等都有原汁原味记录。我无力评说他的文字如何优美，也难以解析他如何把散文、纪实、方志及档案调查等进行完美融合创作，只能来个小学生版的读后感。

（一）

 在第一章《久远的传说》中，他《从“失宝山”到石宝山》，写了三个关于石宝山的故事。书中说“石宝山”的地名由“失宝山”而来有两个版本，我小时候听到的故事算是其中一个版本：山上有个寺庙，香火甚旺，寺庙门前有个舂米的石碓窝，每天无论有几个和尚或香客吃饭，窝里都会涌出多少白米，刚好够吃，不多不少。

 有一天，做饭的和尚又去取米，他突然很好奇：为什么每天来吃斋饭的香客人数不一样，碓窝里出的米都刚刚足够呢？他取好米，并不离开，而是拿来錾子錾，想多取出一些米来，结果是一粒米也没有了，从此以后，碓窝里再也不出米了。如今在书中重温故事，依然觉得有趣，体会到知足是福。

 《笋子沟为何有沟无笋》题目奇妙且引人思考。我姑妈一家就住在笋子沟村五组，我偶尔听见她与人聊天，一会儿说“我们青林”一会儿说“我们笋子沟”，我就暗自想她是不是说错了。

 读了此书，我才恍然大悟，这地儿原来是叫过“青林大队”，改革开放后才更名“笋子沟”，再后来又与石宝山村合并。所以姑妈嘴里说的都是一个意思，都是对那片土地的真诚归属。我从未想过“笋子沟为何有沟无笋”这样的问题，读了此书，方才明了个中缘由。

（二）

 范先生在第二章里讲述的是《纷飞的战火》。石宝山所处的地理位置（长江北岸），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从清朝康熙派兵围剿“三藩之乱”的历史事件，到日寇入侵此地（占领石宝山4年）所发生的一系列惨案，有些故事和人是我听说过甚至认识的，强烈的代入感，让手捧书本的我几次停下阅读，调节愤恨情绪。

 小时候，我们去枝江瑶华走亲戚。我和表姐、姨婆婆三人同睡一个床铺，半夜时分，被一阵喧闹声惊醒，有一个尖厉的女声高喊：“日本人来了，日本人来了！”随后，我们的房门被撞开，进来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指着床踏板上的几双鞋子，面露惊恐之色地说：“爹呀，日本人来了，你看，他们的鞋子，把他们赶走。”说完就拎起几双鞋子往外丢，我和表姐吓呆了，姨婆一边把我们姐妹俩护在身后，一边镇定地对那人说：“你看呀，没得日本人，是我们，亲人呀。”

 那女人被她爹边哄边拉出去了，姨婆一边给我们盖好被子，一边说：“造孽呀，这孩子小时候亲眼看到她妈被日本人抓去、迫害、死了，精神就不再正常，家里一来外人，就会那样发疯。”听完，我紧紧地依偎着姨婆婆不再说话。从范先生在书中呈现的真实故事到我儿时的所见所闻，日寇入侵石宝山这块土地残留的灾难是多么的沉重！

（三）

 《蝶变的旋律》是全书第三章，也是范先生着墨最多的板块。

 读《脱贫记》时，我时常对着书中的情形回忆儿时的经历。少年不识愁滋味。生于1976年的我，哪里能懂得当年的贫困呢。读了此书才知道，笋子沟过去之所以贫穷，根本原因是旧社会制度腐朽、战乱灾祸频繁以及教育落后。

 我记忆深刻的是，儿时到笋子沟或从回家洲林（如今的石坪村），我要么是由父亲用板板车拖着去，返回带一车柴禾回家，要么就是姑爹背或用肩膀扛着从笋子沟送回洲林。十岁以后，我就骑车去笋子沟，全程需要两个多小时，中途必得在山坡上打个方（歇息）。我时常是刚走到姑妈屋后的那一丛丛芭芒苗子处，就不停地按响车铃，姑妈或姨婆婆听到铃声就会马上迎出来，我半撒娇半认真地说着：“路太难走了，我的屁股都骑疼了！”

 姑妈家七口人：姨婆婆（姑爹的母亲，也是我外婆的表姐）、姑妈姑爹、三个表哥、一个表姐。家大口阔，油粮本就紧张，可我每次吃饭都嫌菜里油少，非要姑妈给我往白米饭里酌油，一定酌得碗一偏要看得见油流动。足智多谋的表哥表姐们就说给我变魔术，让我将眼睛闭上，数三下再睁开，就酌好了。其实是加的水或菜汤，但我总是喜笑颜开，皆大欢喜。现在想想，作为大家长的姑爹姑妈，面对一家老小，清汤寡水，该是何种心情？

 笋子沟村通电是从我出生的1976年夏天开始。读了此篇文章我才知道，当年的毛成林书记和大队长张万福是花了多少心血才借助外力——知识青年父母所在的电焊材料厂办电，让全村结束了点煤油灯的历史。之后，又借助国家农村电网改造机遇，逐渐将东拼西凑的电线、电缆、电线杆等设施进行完善、规范。

 笋子沟村的书记实际上也是村民，也要下田劳动，毛成林、张万福、李绪元等这些名字我以前常听姑爹说起，读了这本书，方知他们是村民的领路人，是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主心骨。

 《楼的兴废》描写得是石宝山村土地被征用、村民整体拆迁进城的情形。

 在我的记忆里，笋子沟村在80年代初期以砖瓦平房为主，还有部分土墙屋。后来，我感觉笋子沟村越变越富裕，村里的楼房多了，山上种了柑橘、茶叶等经济作物，有的家庭买了摩托车、小轿车。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一大片山地被夷为平地，建起垃圾填埋场，后来又建起堆磷石膏的场地，被征地的村民只得搬迁，有一批最早就近搬迁的40多户人家在后来整体拆迁中再次被拆迁。

 在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的浪潮下，石宝山300多户人家全部搬迁，涉及的房屋投资总额约3000多万元，那是几代人安居乐业的基础和心血。

 2019年12月，表哥开车带我去老家看看，说以后就连老家的影子都找不到了。那天，我看到了熟悉的堰塘，也看到远处的好几台挖土机正轰隆隆地挖掘着，几棵尚挂着红色柑橘的果树孤独地立在土堆边沿……我一时眼睛模糊。儿时的乐园呀，这可是我最后一次来看你了。

 作者在书中写到石宝山村书记刘正红讲的一个情景：

 2021年11月8日，村里换届选举，地点设在原石宝山村委会。全村328户，选民861人。考虑到正是新冠疫情肆虐期间，从董市镇新居民点到老村委会往返有20余公里，又没有安排车辆接送，便通知每户来一名代表即可。

 按照通知，参会者仅有300人。然而，那天参会者居然来了600多人，把老村委会整个院子挤得水泄不通。一些乡亲开完会后，跑到自己原来居住的宅基地上和耕种过的农田里，看了又看，转了又转。有的人捧起湿润的泥土闻了又闻，亲了又亲，久久不愿离去。

 草木情深，故土难离。一位年近古稀的老者，目睹居住了几代的老屋变成一片废墟，禁不住双泪长流。

 撤离的日子终究还是到了。在离别最后那个时刻，这位老者像虔诚的圣徒那般，缓缓蹲下身子，双手在泥土中缓缓挖出几片尚未破碎的青瓦。然后，他抱着青瓦来到堰塘边，精心洗净上面的灰土，小心翼翼地将其装进自己的衣袋，带回搬迁的新家。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带走的不是几片废弃的青瓦，而是对这片故土的深情眷念和永恒记忆。           

 读到这些文字，我又一次泪眼朦胧。我很遗憾儿时的“桃花源”没有了，再也回不去了，却又开心于村民富裕了，成了城里人。

 石宝山村还建楼房集中在董市金盆山，离我的老家洲林（现为“石坪”）仅十多分钟车程。我的表哥、表姐们各家都有自己的独栋楼房。征地拆迁时，政府给予的养老保险福利都已享受，逢年过节我孝敬姑妈小红包时，80多岁的姑妈都会笑眯眯地挡我的手：“不要呀，我每月都有退休工资。”表哥表嫂在一旁乐呵呵地笑：“你下次来，带几瓶子菜油来，小时候你吃饭要酌油见汤的，要还啊。”我不禁哈哈大笑，伸手作揪表哥耳朵状以反抗他重提儿时糗事。

（四）

 阅读第四章《复调的乡音》，里面写了石宝村的人与故事。有书记、队长这样的村组干部，有开双代店的“商人”，有铁匠艺人，有新生代“养鸡大王”，也有无家无后的鳏夫等等，他们的个人故事就是石宝山村人共同的故事。

 我读书中人物故事，特别是有些情节激活我的记忆时，我会习惯性计算：发生这个事时我几岁？从笋子沟村的村干部书记说起，1970年代，依次有李克培、汤本华、张万福、毛成林、毛启富、李绪元、罗文明等。我在笋子沟的那几年，正是毛成林书记在任及转下一任的几年。

 正如作者在书中所写：

 20世纪70年代，上学、招工都有国家计划或指标。谁上谁下，关键一环是由贫下中农推荐。说是农民推荐，但操作起来还是大队干部最终拍板，其中党支书的意见分量很重，有时甚至是一言九鼎。

 当时，城乡差别之大犹如天堂地狱。能够跳“农门”，穿“皮鞋”，吃“皇粮”，等于进“天堂”，而当时的推荐上学和招干招工几乎就是农村青年进入“天堂”的唯一出路。参军当兵虽说也是一种跳“农门”的途径，假若不能转干照旧会在几年后退伍当农民。

 老家有人做过统计，在毛成林担任大队书记期间，我们大队经过推荐上学和招工端上“铁饭碗”的至少有八个年轻人。他们跳出“农门”之后，大都在各自领域干得颇为出色，有的甚至当了厅官、作家、教授、专家和学者，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也改变了后代的命运。

 成林书记有4个子女，都是当时上学、招工的适龄阶段。然而，他没有运用手中的权力谋取这种私利，没有让自己的一个子女跳出“农门”。

 乡亲们称赞他身为党支书，为人正派，办事公道，不谋私利。

 读了这些纯朴且温热的文字，当年笋子沟党员干部克己奉公的形象跃然纸上。从我所了解的情形，则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作者记录的客观真实。1985年春，在我9岁那年，时任村支书毛成林卸任，接任的毛启富就是我的姑爹。他的四个儿女也就是我的四个表哥表姐，按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当年是适合被推荐上学、教书或者招工的，但姑爹像他的前任一样，没有破这个例。

 大表哥毛国清一生靠养鱼和种柑橘养家，二表哥毛国平做油漆涂料工（姑妈老屋的壁面就是他涂画），三表哥毛国华做木匠（1992年我到宜昌读书的木箱是他送的），表姐毛国梅则在顾家店一私人鞭炮厂做零工。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他们那一代共产党人都如成林书记一样公事公办、不谋私利，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底色。我的姑爹虽已去逝多年，但他的品行一直影响着我们。

  岁月流转，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曲复调的乡音，有虽苦犹甜的血肉亲情，也有时代变迁的新颜欢喜；有过去的眷恋遗憾，也有当下的知足释然；有值得珍藏的旧时光，也有未来可期的新生活。

（五）

 在我的眼里，第五章《燃烧的火种》和第六章《流淌的亲情》，大体视为亲情写作，温情且感人。随着范先生对于家族从太公一辈开始的系统梳理，具体写爷爷、父亲母亲、舅舅、岳母、哥哥、姐姐等，让读者了解到他是来自一个什么家庭，其良好家风是如何形成、发扬和传承。

 作者的太公范全䘵、爷爷范士刚、父亲范家树三辈人，皆家境贫寒，这与国贫民弱、教育资源匮乏等客观原因是分不开的，所幸到父母这一辈，觉醒了，认识到读书有用，坚信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克服困难将长子范长荣送入学堂，学知识受教育，点燃了文化改变家族命运的“火种”。

 作者在书中写道：

 与为数不多的同窗相比，哥哥读书最为用功，成绩也最佳。如果没有父事的抉择、督学和坚守，哥哥很难上学，很难4次转学，也很难读完小学。

 当然，本身没有读过书的父亲，对求知也难免有其局限性。小学毕业后高哥考上初中，遭到父亲阻挠。哥哥为上初中据理力争，倒被父亲打了一巴掌，

 1957年春天，哥哥与同学张代炯考上宜昌工业学校，父亲又未放行。那本红色封面的小学毕业证，成为哥哥唯一也是最高的文凭。

      哥哥虽然只是拿到小学毕业证，但它是我们整个家族获得的第一张文凭。

 仅仅读完小学的哥哥，当年也属稀罕。他凭着这种文化根基，加上为人正直善良，做事勤勉踏实，先后就业、转干、人党，后陆续担任雅畈、高殿公社和顾家店镇党委书记。

 哥哥范长荣就这样成为家里的第一个文化人，第一个公家人，第一个改变家族命运的关键人，而“文化”是根基、是前提。

 作者初中毕业，父亲让其回家种田，开学半月没入校，哥哥回家及时干预，“哥哥就在田埂子上与父亲促膝长谈，最终让父亲改变了想法。翌日，哥哥骑着自行车，将我及行李送到舒家嘴中学上了高中”。    读到这“柳暗花明”的时刻，我仿佛看见一根求学改命的接力棒在兄弟间传递。虽然人生的道路很长，但关键处往往只有几步。作者的重返校园就是关键一步。有了1974年高中毕业的基础，才有后来恢复高考（1977年）后继续入大学深造的机会，有事业上的专业成就。

 从哥哥支持弟弟求学，到父辈支持侄男侄女求学，教育“火种”就如此传承，直至与社会尊师重教的时代大趋势接轨重合，锦上添花，在各行各业甚至海外建功立业，人丁兴旺。

 “回望百余年的风雨历程，我父母在70多年前点燃的“火种”，成为整个家族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父母以及之前的历代前辈，处在地地道道的“文育时代”。而在此之后，从我哥哥开始步入“知识时代”。迄今为止，在我们家族近三代21位成年人中，有20人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其中有教授、博士和顾士，有12人获大专以上文凭。”

 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小家。范氏家族“火种”虽然源于父母，但真正的顽强燃烧则是新中国的诞生与国家日益强盛。作者在书中深情告白子孙后代，“无论我们是何身份，生存何地，或者从事何种职业，都应拥有家国情怀，感恩我们的国家，感恩伟大的时代。家族的每位成员应有共同的使命、责任和义务，让“火种”传递更久远更旺盛。”

 范先生追忆了昔日就读的学校——笋子沟小学。那是我小时候去过的地方。看着书中的毕业合影，我认了出杨元寿、张代雄等几位老师当年的身影。2021年，作者和几位高中同学看望彭广新老师和师母，协助老师处理房子拆迁事宜。他还写了小学同窗李绪玉一生奉献三尺台的故事……我们若是读懂了作者字里行间对这些非血缘关系之人的深情而真实的描写，也会更完整地理解他为什么会写这本书，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别人？

 因为他对那片土地爱得深沉，因为他对故乡的感恩回馈。

 作者20多岁从故乡出发，退休本该安享晚年，故乡却渐行渐远直至最后无法消失。给永久消失的故乡留存永不消失的记忆，就是他对故乡最好的回馈。全书真实客观，不丑化昔日的贫穷也不美化今日的发达。那些不为人知的历史传说、战争、事件、人物轶事还有故乡的山林、田地、房屋都被作者进行了挖掘、收集、梳理、记载、描述，收存于这本厚重的书本中。

 记得住乡愁，才能记得来时路，做人不忘根本。石宝山的乡村形态不在了，但有这本《家在石宝山》伴随身边，我们随时打开，故乡的山山水水、亲人的音容笑貌就会呈现在我们面前，永不消失。

 世人谓纸寿万年，可真正不朽的从来不是纸张本身，而是写在纸上的那些生动立体的人与故事与思想。

 感谢范先生为家乡石宝山著书立传。家乡文化的弘扬和传承，优良家风的代代相传，应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使命。

【作者简介】

 徐梅，湖北枝江人，定居宜昌。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宜昌市散文学会理事，宜昌市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作品曾发表于《三峡文化》《三峡晚报》（副刊）《西陵文艺》《香溪河》《长坂坡》《宜都风》等媒体。2021年6月出版散文集《雪舞的梅花》（团结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胡振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