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湖茫李氏作为宋元之际江南地区的重要宗族，其鹤江宗支的形成与发展深刻烙印着宋末战乱与遗民迁徙的历史轨迹。本文以新见族谱文献为核心，结合方志记载、历史地理考证与宋代官制研究，对鹤江宗支的谱系渊源、始祖身份、迁徙脉络及宗族构建展开系统梳理。研究表明：鹤江宗支源自湖茫李氏李铸公支系（属湖茫派李坊宗），其直接始祖为南宋咸淳三年（1267 年）进士李菊（襄阳府枣阳县籍），曾任江南西路兴国军通城县地方官；宋亡后李菊第三子小乙公坚守遗民志节，隐居襄阳鹿门滩，其孙李兴为避元末红巾军之乱迁徙竟陵殷河清水汀，至明代八世祖贵公、铎公率族移居鹤江（今湖北天门泊江），形成七大房支系，最终奠定鹤江宗支的基本格局。该宗支的形成历经“本源确立——宋末避乱——元末迁徙——明代定居”四阶段，其谱系传承、迁徙路线与宗族构建是宋末遗民宗族“避祸存宗、薪火相传”的典型样本，为研究宋元明之际荆襄——江汉地区宗族流变与移民史提供了关键个案。

【关键词】宋末遗民；宗族迁徙；湖茫李氏；鹤江宗支；谱系溯源

一、引言

宋元鼎革（1271-1279 年）引发的战乱与政权更迭，催生了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浪潮，南宋遗民作为特殊社会群体，或隐居山林坚守气节，或率族迁徙寻求安身之地，其迁徙活动直接推动了宗族支脉的分化与重构。湖茫李氏作为唐太宗李世民幼子曹王李明后裔形成的宗族，发源于江西省丰城市段潭镇湖茫村，自唐代起逐步繁衍为跨赣、鄂、湘多地的大宗族，鹤江宗支作为其荆襄——江汉地区重要支脉，其形成与宋末遗民迁徙、元末战乱避祸、明代定居发展密切相关。

目前学界对湖茫李氏的研究多集中于总谱梳理与核心支脉考证，如龚延明《宋代登科总录》提及湖茫李氏宋代科举入仕者，熊会贞《水经注疏》间接涉及相关地名，但针对鹤江宗支的专题研究尚属空白。现有研究存在三方面不足：一是对宗支的完整谱系脉络梳理不充分，尤其对湖茫李氏源自曹王李明的核心渊源及支系分化厘清不足；二是未结合新见族谱材料与正史互证，澄清李菊公生平记载的矛盾点；三是对宗支从“遗民隐居”到“定居开枝”的宗族构建过程阐释不足。

基于《鹤江湖茫李氏宗谱》新见材料，本文采用“谱系溯源—身份考证—迁徙还原—宗族构建”的研究路径，将宗支谱系、迁徙脉络与历史语境深度结合，系统梳理鹤江宗支的形成历程，厘清其与宋末遗民运动、元末战乱、明代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填补湖茫李氏支脉研究的空白，同时为宋元明之际宗族迁徙史研究提供新的实证支撑。

二、湖茫李氏的历史根基与鹤江宗支的谱系渊源

（一）湖茫李氏的起源与支脉分化

湖茫李氏属陇西李氏分支，其远祖明确为唐太宗李世民第十子曹王李明，而非谱中曾误载的曹成王李皋。这一谱系争议的核心在于，族谱曾引用韩愈《曹成王碑》将李皋视为直系祖先，进而将李崇、李蓬归为其后人，此说与正史相驳。据正史考证，湖茫李氏的准确世系为：李明（曹王）——李偲（右武卫大将军）——李昌——李训——李挺——李宗——李瑜（长江令）——李暱——李晟（曹王房后裔，无爵考）——李䇅——李崇（洪州刺史）——李蓬——李胜——李䚸——李孜，这一脉络与曹王房传承序列完全契合。

湖茫李氏的形成历经明确历史节点：武周时期，李明因反对武则天遭贬杀，子孙流放岭南；中宗复唐后部分后裔被召回，李偹袭封嗣曹王；玄宗末年安史之乱中，李明玄孙李皋率军勤王，官至节度使，同属房支的李宗亦参与平叛，其子李瑜任长江令；唐末李瑜六世孙李崇任洪州刺史时遇兵变身亡，其子李蓬弃仕隐居江西临川，孙辈李胜迁居丰城县正信乡新城里，因当地湖多水阔、雨季常白茫一片得名“湖茫村”，“湖茫李氏”的宗族标识自此确立，这一过程标志着家族从陇西李氏向地域化“湖茫李氏”的转变。

至李孜公时，湖茫李氏进一步分化为三大核心支系，均归属丰城湖茫派：长子李熙（字伯雍，留居丰城湖茫村，称湖茫派李坊宗）、次子李从（称湖茫派湖茫宗）、三子李贵（称湖茫派乔山宗）。其中，次子李从的后人发展尤为繁盛，其支系在宋元时期进一步分衍为湖茫、筱塘、大陂三大宗支，这三大宗支也是如今江西丰城湖茫派的核心构成部分。鹤江宗支的源头则清晰指向李熙公的第五子李铸公支系，其传承脉络可明确追溯为：李铸→李木→李彦颍→李民→李绛→李菊，李菊公作为鹤江宗支第一世始祖，标志着该支系从湖茫李氏主干中分化独立的开端。两宋时期，湖茫李氏通过科举入仕逐步崛起，明代族人李玑、李遂更官至礼部与兵部尚书，现存清嘉庆年间族谱等文物进一步佐证了这一世系传承。

（二）“鹤江”地名与宗支命名依据

鹤江宗支以“鹤江”为标识，其地在竟陵县南65里汉水边，是古代汉水河运的停泊点。

从地理方位与功能属性来看，鹤江（今湖北天门泊江）的战略价值尤为突出。它地处汉江沿岸，北接竟陵（清雍正九年更名天门县），南接沔阳，是汉江流域重要的水陆枢纽。《乾隆天门县志》对此有明确记载，泊江并非普通村落塘堰，而是与“麻洋渡”“彭市渡”“岳口渡”同级别的重要渡口，史称“泊江渡”，承担着区域内粮草转运、人员往来的关键职能。这一港口与渡口属性，既解释了宗支选择在此定居的深层考量——便利的交通既利于农耕物资的流通，也便于维系与周边宗族的联系；更串联起其从襄阳鹿门滩、竟陵殷河清水汀至鹤江的完整迁徙路线，使鹤江成为宗支发展中兼具农耕优势与交通便利的地理核心。

三、鹤江宗支始祖身份考证：李菊公的科举、仕宦与遗民气节

（一）李菊公的谱系与仕宦细节澄清

据《鹤江湖茫李氏宗谱》记载，鹤江宗支第一世始祖李菊为李绛之子，籍襄阳府枣阳县，南宋咸淳三年（1267 年）进士，授“河南通城府尹”，“诰授嘉议大夫晋封朝请大夫”。结合正史与官制考证，这一记载需澄清两处核心争议：

其一，“河南通城府尹”说法与历史不符。谱中曾提及李菊任“河南通城府尹”，此说存在双重谬误：南宋咸淳年间，河南府（治今河南洛阳）长期为金国、蒙古（元）占领，南宋从未实际管辖该区域，根本无法任命“河南府尹”；且南宋官制中“河南府尹”已无实际建制，仅为北宋旧称遗存，李菊的真实任职地应为江南西路兴国军通城县，“河南”实为族谱对其枣阳籍贯（属南宋京西南路，接近传统“河南”区域）与任职地的混淆。

其二，散官阶记载“诰授嘉议大夫晋封朝请大夫”顺序颠倒。宋代文散官体系中，朝请大夫为从五品上，嘉议大夫为正五品上，谱中“诰授嘉议大夫晋封朝请大夫”语义与事实不符，应改为“诰授朝请大夫晋封嘉议大夫”，才符合晋升逻辑，但“诰授”一词属明清授官术语，宋代官方授官文书称“告身”，此表述实为后世修谱对宋代官制的泛化描述。尽管如此，结合湖茫李氏南宋“科举入仕、任职荆襄”的特征，以及宋代特奏名进士记载多散落地方方志的情况，李菊以特奏名进士入仕通城、获赠散官阶的经历仍具可信度。

从谱系来看，李菊上溯至湖茫一世祖李胜公的脉络清晰（李胜→李䚸→李孜→李熙→李铸→李木→李彦颍→李民→李绛→李菊），确属湖茫派李坊宗直系后裔，修正了此前对其支系归属的模糊认知。

（二）李菊公的遗民气节与后裔传承

宋亡后，元廷对南宋官员与士人采取征召入仕与高压管控政策，李菊公作为南宋进士与地方官，坚守“不仕异族”的遗民气节，其精神直接影响了后裔的迁徙与处世选择。族谱记载李菊公生三子：小乙公、小二公、小八公，三子分流发展，形成了不同的支系脉络：

1.   小乙公（本派始祖）：坚守父志，不愿臣服元朝，隐居襄阳鹿门滩，以元处士身份终老，成为宗支“遗民精神”的核心传承者。其隐居地鹿门滩属鹿门山区域，与宋末遗民聚落“结庐而居、耕读传家”的特征一致，体现了对父亲气节的延续。

2.   小二公：迁居襄阳，后徙居京山七宝村。其后代多有仕宦经历，次子李秀授明威将军，长子李贵生廷珍、廷玉，均官至云南指挥并定居当地；次孙李廷宝、廷琛，明初授将军职，率师征战；廷宝公“为国忘家，忠于王事”，廷琛公屡建奇功，授听征元帅，注籍竟陵卫，赐子孙荫袭，形成“文武世家”的传承格局，定居竟陵。

3.   小八公：随小二公徙居京山韩家巷，其后裔在当地繁衍生息，成为湖茫李氏在京山地区的重要支脉。

李菊公三子的发展轨迹，既体现了宋末遗民后裔的多元选择——或坚守气节隐居不仕，或适应新政权寻求发展，也印证了李菊公作为始祖的核心地位，其血脉与精神通过不同支系得以传承，而小乙公支系的“隐居—迁徙—定居”脉络，成为鹤江宗支形成的直接源头。

（三）子嗣命名的民间特征与时代语境

李菊公三子“小乙、小二、小八”的命名方式，具有鲜明的宋末民间排行特征。这种以“小+排行/天干”为小名的习俗，并非官宦家族正式命名，而是宋末遗民家族的生存智慧体现：一方面，李菊公隐居后需“去官化”融入民间，通俗的排行小名可降低元廷追查风险；另一方面，这种命名方式在宗族内部便于称呼，强化了亲属认同，与朱元璋家族“重八”“五四”等命名逻辑一致，是宋元之际基层家族的普遍习俗。

值得注意的是，族谱同时记载“俱沐国恩”，既指李菊公获宋代官阶的恩典，也包含小二公后裔在元明时期获得的官职封赏，这种表述既彰显了家族的荣耀传承，也反映了宗族在不同政权更迭中的适应与存续策略。

四、宋末至明代的迁徙脉络：从鹿门滩到鹤江的宗支扎根之路

鹤江宗支的形成并非单一迁徙事件，而是历经宋末、元末、明代三个阶段的连续迁徙与定居过程，每一次迁徙均与特定的历史语境紧密相关，形成了“仕宦地→隐居地→避乱地→定居地”的完整轨迹。

（一）第一阶段：宋末避元，小乙公隐居鹿门滩（1279-1352 年）

公元1279 年，宋亡后，李菊公第三子小乙公遵循“不仕元朝”的父志，从通城（任职地）迁徙至襄阳鹿门滩隐居。选择鹿门滩作为隐居地，既契合宋末遗民的迁徙特征，也有明确的地理与文化考量：

地理隐蔽性：鹿门滩属鹿门山区域，山林茂密、北临汉江，远离襄阳城政治中心，便于隐匿避祸；

文化符号性：唐代诗人孟浩然隐居鹿门山的隐逸传统，为小乙公隐居提供了精神支撑，彰显“忠臣不事二主”的气节；

宗族关联性：襄阳为李菊公籍贯枣阳县的所属府治，小乙公迁徙至襄阳地区，既便于依托宗族宗亲网络生存，也体现了对祖籍地的回归。

这一阶段的迁徙，核心动因是“政治避祸”，迁徙性质为“遗民隐居型”，小乙公以“元处士”身份耕读传家，为宗支的延续奠定了基础，其孙李兴即在此环境中成长。

（二）第二阶段：元末避乱，李兴公迁徙竟陵殷河清水汀

公元1352 年，也就是元末年间，红巾军进攻襄阳，战乱波及鹿门山地区，小乙公之子李兴为避战乱，率族从鹿门滩迁徙至竟陵殷河清水汀（今湖北天门南乡狮子河南）。这一迁徙决策除避乱需求外，还与宗族亲属在竟陵的仕宦基础密切相关——此前小乙公之弟小二公的后裔李廷琛，已因明初战功授听征元帅，注籍竟陵卫并赐子孙荫袭，形成了稳定的宗族势力。这一亲属关联为李兴公迁徙提供了重要依托，成为迁徙决策的关键考量因素，其背景与特征如下：

迁徙动因：元末红巾军起义引发的战乱，使襄阳地区再次陷入动荡，此为迁徙的直接推力；而小二公后裔在竟陵的仕宦根基与宗族网络，则为迁徙提供了现实拉力。李兴公“豪迈有志”，此前在元文宗天历至顺年间（1328-1333 年）便“累征不起”，坚守先祖不仕异族的气节，战乱爆发后，既为保障宗族安全，也依托竟陵的亲属资源，选择前往远离战场且有宗族支撑的江汉平原定居；

地理选择：竟陵殷河清水汀地处江汉平原，土地肥沃、水源充足，适合农耕定居，且远离元军与起义军交战的核心区域，是理想的避乱之地；

传承延续：迁徙过程中，宗族保留了耕读传家的传统，历经三世祖李兴（兴公）、四世祖李亮（亮公）、五世祖李纯（贵仁公）、六世祖李纪（纪公）、七世祖李文迪与李文远，均在殷河清水汀繁衍生息，形成了稳定的宗族聚居地，为后续迁徙鹤江积累了人口与物质基础。

（三）第三阶段：明代定居。贵公、铎公迁鹤江形成七大房（明成化至嘉靖年间，公元1465年至1566年）

公元1529年前后，即明代经过百年建立后，社会稳定，经济复苏，殷河清水汀的李氏宗族人口逐渐增多，为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七世祖李文迪与李文远的子嗣启动了第三次迁徙：

迁徙决策：明代建立后，竟陵殷河清水汀的李氏宗族经数代繁衍，人口已显著增长，原聚居地资源压力渐显。而鹤江作为汉江沿岸的湖汊地区，兼具土地肥沃、水源充沛、地广人稀的地理优势，且明初政府为开发江汉平原，推行“招抚流民、鼓励垦荒”的政策，对迁居新地者给予赋税减免等扶持。在此背景下，八世祖李文迪之子贵公、李文远之子铎公，两兄弟“商量后一并移居鹤江”，两家“比瓦而居”，开启了宗支在鹤江的定居历程，据此可推断迁徙时间集中在明弘治至嘉靖年间，即公元1529前后；

宗族分化与构建：李文迪公生三子（兴富、兴荣、兴华），李文远公生四子（兴仁、兴、兴贤、兴顺），两兄弟的七个儿子与父辈一道先后移居鹤江，各自开枝散叶，形成了鹤江宗支的“七大房”，宗支规模正式确立；

定居后的发展：鹤江优越的农耕条件与政府的扶持政策，为宗族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七大房在鹤江“比瓦而居”，依托湖汊地貌兴修水利、开垦农田，快速实现粮食自给；同时延续耕读传家与宗族祭祀传统，通过修撰族谱明确谱系、规范伦理，借助政府鼓励迁居的政策红利稳定扎根，逐步发展为江汉地区具有影响力的李氏支脉。

综上，鹤江宗支的形成始于湖茫李氏深厚的历史根基——作为唐太宗曹王李明后裔的陇西李氏分支，其先祖历经唐代兴衰迁徙，至李胜公定居江西丰城湖茫村确立宗族标识，后经李孜公分化为三大支系，鹤江宗支便源自其中李坊宗李铸公一脉。以此为起点，宗支又历经“通城（仕宦立足）→鹿门滩（遗民隐居）→竟陵殷河（避乱存续）→鹤江（开枝散叶）”的四阶段迁徙，完整承接了湖茫李氏的宗族基因与文化传统。这一历程前后历时近七百年，跨越唐至明数朝，最终从陇西李氏的远祖脉络，到湖茫李氏的支脉分化，再到鹤江宗支在江汉平原扎根成型，完成了宗族从本源确立到地域扎根的完整发展闭环。

五、鹤江宗支的历史意义与学术价值

鹤江宗支的形成与发展，是宋元明之际宗族应对政权更迭、战乱动荡的典型样本，其历史意义与学术价值体现在三个维度：

（一）宗族史维度：完整呈现“本源——分化——重构”的支系形成过程

鹤江宗支的谱系传承从曹王李明延伸至明代七大房，脉络连续、细节丰富，完整呈现了宗族支系形成的四大阶段：一是“本源确立阶段”（李明至李铸），依托陇西李氏曹王房与湖茫李氏主干积累宗族资本，澄清了此前的谱系谬误；二是“分化开端阶段”（李菊公），以科举入仕与遗民气节奠定支系独立基础，明确其湖茫派李坊宗属性；三是“迁徙存续阶段”（小乙公至李纪公），通过三次迁徙应对战乱，保障宗族延续；四是“重构成型阶段”（李文迪、李文远后裔），在鹤江形成七大房，完成支系构建。这一过程印证了宗族“以血缘为纽带、以迁徙为路径、以定居为目标”的发展逻辑，为研究宗族支脉分化提供了清晰的实证案例。

（二）移民史维度：填补宋元明江汉地区移民研究的细节空白

鹤江宗支的迁徙轨迹，串联起荆襄地区（襄阳）与江汉平原（竟陵、天门）两大区域，其“宋末遗民避元——元末避乱——明代定居”的迁徙类型，补充了江汉地区移民史的多元面向：

迁徙动因的复合性：既包含宋末遗民的政治避祸，也涵盖元末战乱的生存避险，还涉及明代人口增长引发的发展需求，体现了宋元明之际移民动因的复杂性；

迁徙路线的典型性：沿汉江流域展开的“襄阳→竟陵→鹤江”路线，是荆襄地区人口向江汉平原迁移的核心通道，宗支的迁徙轨迹印证了这一通道的重要性；

定居后的融合性：宗支在鹤江与当地社会融合，同时保留湖茫李氏的核心文化（如族谱修撰、耕读传家），体现了移民宗族“入乡随俗”与“文化坚守”的平衡。

（三）社会史维度：反映宋元明之际基层宗族的生存智慧与气节传承

鹤江宗支的发展，深刻反映了基层宗族在政权更迭与社会动荡中的生存策略：

气节传承的延续性：从李菊公宋亡不仕，到小乙公隐居鹿门滩，再到李兴公“累征不起”，遗民气节作为核心文化基因贯穿宗支发展，体现了儒家士人“忠臣义士”的价值追求；

生存策略的灵活性：面对战乱，宗族选择“迁徙避祸”而非正面抗争；面对新政权，既有人坚守不仕（小乙公支系），也有人适应环境寻求发展（小二公支系），多元选择保障了宗族的延续；

宗族认同的构建性：通过修谱澄清谱系、以“鹤江”命名强化地域认同、以七大房制度凝聚力量，使宗支在多次迁徙中保持凝聚力，成为基层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

六、结论

湖茫李氏鹤江宗支的形成与发展，是宋元明之际社会变迁的缩影。依托族谱材料与正史互证，可明确其完整脉络：宗支源自湖茫李氏李坊宗（曹王李明后裔），第一世始祖李菊为南宋咸淳三年进士，襄阳枣阳籍，任职通城（“河南府尹”记载有误，散官阶表述存后世混用），宋亡后以遗民气节影响后裔；三子小乙公隐居襄阳鹿门滩，其孙李兴为避元末红巾军之乱迁徙竟陵殷河清水汀；明代嘉靖年间（公元1529年前后），八世祖贵公、铎公率族移居鹤江，形成七大房支系，最终奠定鹤江宗支的格局。

这一支系的发展历程，跨越三朝、历经三次关键迁徙，既体现了宗族“避祸存宗”的生存智慧，也传承了宋末遗民的民族气节；既厘清了此前的谱系与史实谬误，也展现了湖茫李氏地域化发展的特征。其谱系脉络、迁徙路线与宗族构建，不仅填补了湖茫李氏支脉研究的空白，更为研究宋元明之际荆襄——江汉地区的宗族流变、移民运动与社会变迁提供了珍贵的实证样本。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挖掘鹤江宗支七大房的具体发展历程，结合天门地方方志与考古资料，考证宗支在鹤江的定居遗址、宗族建筑与祭祀传统，同时通过跨支脉族谱比对，还原湖茫李氏在江汉地区的整体分布格局，为宋元明之际基层社会与宗族研究提供更丰富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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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李霁，男，1967生，湖北荆州职业技术学院文学教授，荆州市三袁文化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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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云飞扬